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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饮茶风盛行的主要原因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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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饮茶风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鼎盛,唐代最高统治者提倡饮茶、热衷茶事,皆因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,适应统治的需要,利于国家的统一、社会的安定、经济的繁荣,因而社会鼎盛也反向促进了饮茶风气的盛行,也为茶文化的繁荣做了良好的奠定基础。

首先,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、文化高度发达是此后饮茶之俗全面兴盛的最关键因素。

绝大部分事物的发展,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根据唐代杨晔所著《膳夫经手录》记载:“至开元、天宝之间,稍稍有茶,至德、大历遂多,建中已后盛矣。”意思是说唐玄宗开元、天宝年间,茶叶的普及都还只是初现端倪,而到了唐肃宗至德、唐代宗大历年间,喝茶之风已经明显增多,及至唐德宗建中年间,已现茶业盛况。

唐王朝自李世民开创“贞观之治”,为王朝的强大昌盛打下了良好基础,到了李隆基在位之时,在姚崇、张九龄等一批能臣干吏的励精图治下,创造了“开元全盛”的空前繁荣的景象。正如杜甫的《忆昔》一诗所描绘: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。”

可见,开元、天宝年间(安史之乱爆发前),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、经济最强盛、文化高度发展、百姓最殷实的时期。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下,作为社会消费品的茶叶,自然也日益密切的走进了每个大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。此后的唐王朝虽经历的“安史之乱”的社会大动乱,北方经济遭到了重挫,但随着社会再次的恢复稳定,人们已经开始养成的喝茶习惯却并不因此而消减,反而出现了井喷发展的态势。

皇家的重视和指导,起了领头作用。

唐代宗后,朝廷内凡举考、论经修志、较量文章,“宫人已下待茶汤。”唐时,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经济交往中心,赠茶又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,使得饮茶习俗随之流传国外。

唐代最高统治者直接提倡饮茶、热衷茶事,皆因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,适应统治的需要,利于国家的统一、社会的安定、经济的繁荣。因而茶的地位由此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。

其次,佛、道两教兴盛对唐代茶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。

众所周知,禅教在中国,最开始之时也只是在南北朝时期流传到南朝的建康(南京)和北朝的洛阳,但并未出现大的发展。然而,到了唐朝情况则大不同。先是玄奘取经归来引来轰动,加上武则天时期对佛道两教的大力支持,尤其是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。

武则天本人特别迷信,曾经在长安建造了“明堂”和“天堂”两个圣地用以摆放大佛,甚至还诏令天下断屠、禁渔长达八年之久。在她的支持和推崇下,“寺院经济”破茧而出,寺庙、道观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个角落,致使无数青壮人士纷纷剃发出家,也因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僧道队伍。

然而,这些僧尼道众平日里坐禅、清修之时,与枯燥孤寂的修行相伴的唯有茶。如《封氏闻见记》记载,开元年间,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,到处煮茶,相效成俗,极大的引导了烹茶饮茶在北方的普及。诗人杜荀鹤所作《题德玄上人院》一诗所描绘的场景尤为贴切:“刳得心来忙处闲,闲中方寸阔于天。浮生自是无空性,长寿何曾有百年。

罢定馨敲松罅月,解眠茶煮石根泉。我虽未似师披衲,此理同师悟了然。” 此外,统计《全唐诗》所汇集的诗文,其中提及在寺院与僧道一起饮茶的诗句,竟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,可见当时僧道对于饮茶的嗜好,更见其对唐代茶文化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。

“自从陆羽生人间,人间相学事春茶”,茶圣陆羽的倡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唐代茶事的广泛流行,其促成的条件和原因不少,而其中有一个茶学文化史上最为璀璨的明星人物,对于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唐代的茶圣陆羽《茶经》的完稿,才是唐朝饮茶之风盛行的推手,这位才是饮茶史上的绝顶大师。《茶经》中有云:“末之上者,其屑如细米。”又说:“碧粉缥尘非末也”。可见此时的茶末虽然已经很细,但还没到细碎如粉的状态。

陆羽一生嗜茶,潜心钻研,写就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。言尽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,自此之后,天下益知饮茶矣。他在书中摒弃粥茶法,大力提倡“煎茶”。

客观来说,不论是陆羽的大力倡导,还是《茶经》的广泛影响,并非天降奇才的偶然所为,而是基于唐代茶事已经日渐兴盛的社会基础上所诞生的产物。茶叶的生产和茶的饮用,由来已久,源远流长,非陆羽一人之功;但是陆羽对茶事的倡导以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,却实实在在的推动和促进了唐代中期以后茶业的全盛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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